蒋耒文：石油资源的长期供给是其中一个因素：从长期来看，世界范围内的石油资源的确面临枯竭的压力。但从短期来看，国际油价的增长主要还是市场因素造成的。一方面，OPEC国家为了减轻自身压力，对石油出口进行了一定的控制。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大国在工业化过程，能源需求也的确是在不断增长，当然，将世界油价增长的责任全部归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

 

　　另外，目前美元的疲软也是世界油价高涨的原因之一。另外，美国在此次油价上涨潮中没有释放原油储备以平抑油价，而是继续加紧储备，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不过说美国政府故意操纵使油价居高，这似乎也欠妥当：生活在美国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美国国内百姓对油价持续增长也是怨声载道。从宏观经济上，美国目前希望采取各种措施对抗衰退，说它故意操纵油价走高似乎也不合逻辑。事实上，美国政府也要面临来自石油大亨的压力，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第一财经日报》：能源价格高涨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国际市场环境之一，您认为高油价在哪些方面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了挑战？

 

　　蒋耒文：中国的能源供给，主要是石油供给，在1993年出现了转折点。在那一年中国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不过在1996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能源弹性系数是比较低的，可以说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奇迹。但在此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能源弹性系数突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此后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目前，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已经超过了50%。

 

　　2007年中国进口原油达1.6亿吨，价值近800亿美元。其中，进口月平均价从年初的412美元/吨升至年末的643美元/吨，显示国际油价对中国进口油价的冲击作用非常明显。

 

　　另外中国石油(行情 股吧)进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石油进口来源地非常集中。目前中国70%以上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不超过30%的安全警戒线。2007年中国从沙特阿拉伯进口原油2633万吨，从安哥拉进口2500万吨，从伊朗进口2054万吨，从俄罗斯进口1453万吨，从阿曼进口1368万吨。自上述五国的石油进口占了去年中国石油进口的61.3%。对中东石油过分依赖，无疑将对石油进口的政治经济风险产生放大作用，有损于中国在危机时期的石油供应安全。

 

　　例如，尽管中国与中东以及非洲的各个产油国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还是一度影响了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开发活动，造成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贸易收支多年来首次出现逆差，并且导致中国的石油公司战前开发伊拉克石油的努力付诸东流。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评估中国未来的石油需求，以及受国际市场影响的程度？

 

　　蒋耒文：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年液体燃料消费量将达到5.06亿～5.41亿吨，到2020年中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总需求的百分比将激增至76%左右。因此油价的飙升的确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了较大压力。

 

　　无论IEA的预测是否完全准确，大幅提高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能源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并且丝毫没有转变的迹象。石油供应安全与石油进口依赖程度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依赖程度越大，供应安全的风险就越高。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以后，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就会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目前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已大大超过5000万吨。

 

　　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的石油净进口量还将进一步扩大。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变化、暂时和局部的短缺、油价的异常波动以及政治动荡等，已经对中国石油供应产生一定的冲击。石油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紧迫的现实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应怎样应对油价上涨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

 

　　蒋耒文：面对这样似乎不可避免的能源压力，我国政府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探索能源和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十分明智的。加大国内勘探、海外找油、建立石油储备和发展替代能源等也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合作机制，促进发达国家在能源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合作。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减轻自身能源压力，正在大力发展生物能源，即将粮食产品（主要是玉米）用于替代能源的生产。在美国，许多技术和操作层面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这种做法在中国尚受到限制，主要是因为替代能源生产会干扰粮食生产。当然，中国作为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可能在粮食问题上依赖进口。但从长期来看，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生物能源这一趋势。